自1946年9月赴美留学后，李政道于1972年9月首次回国访问。此次回国令李政道感触最深的是：如何帮助中国建立一支年轻的科学工作者队伍。

1974年5月，李政道携夫人第二次回国访问。基于当时中国理科教学中基础科学的训练大幅缩减的情况，李政道建议参照芭蕾舞剧团青年演员的培养模式，从农村和城市的学校，以全民性的方法推荐出很少数的、约十三四岁左右的且有培养条件的少年加以选拔，培养一支“少而精的基础科学工作队伍”。

李政道关于建立“少年班”的建议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首肯。1978年3月，中国科技大学成立了第一个“少年大学生集中培养基地”，即所谓的“少年班”。 “少年班”作为一次教学改革的实验，推动了之后中国正规高等教育的恢复和发展。

“我的建议的实际目的，其实并不是搞什么少年班，而是要打破不重视培养基础科学人才以及其他各类人才的状况，使全国各类人才的培养步入正轨。”——李政道

1979年回国授课期间，李政道目睹国内科研人才青黄不接的同时，也发现有些研究生素质不错。于是他决定尽快为中国的一批年轻人创造系统学习和发展的机会，特别是让他们能到美国世界一流的研究院和大学去系统学习。

李政道首先联系了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请他们出具一份能达到哥大物理系研究生院入学标准的试题，寄往北京。在中科大研究生院院长严济慈、副院长吴塘的协助下，第一次Pre-CUSPEA试点考试顺利举行。

正是有了这次成功的实践，李政道才得以说服中科院和教育部的领导和同仁，获得他们的支持。在当时主持科教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及国家教委和中国科学院的大力支持下，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CUSPEA）得以顺利实施，众多国内高校纷纷加入进来。而许多美国高校也在李政道的号召下，参与了CUSPEA。

自1979年的试点考试起，至1988-89年度最后一期，通过CUSPEA派出的留学生总计915人。他们代表了中国知识青年的精华，并接受了第一流的研究生教育。在未来，这些CUSPEA学者的贡献，无疑将对中国科学事业与国际物理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而李政道也深感“CUSPEA有意义、有价值”，甚至比他发现宇称不守恒还有意义。

1979年回国授课期间，李政道目睹国内科研人才青黄不接的同时，也发现有些研究生素质不错。于是他决定尽快为中国的一批年轻人创造系统学习和发展的机会，特别是让他们能到美国世界一流的研究院和大学去系统学习。

李政道首先联系了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请他们出具一份能达到哥大物理系研究生院入学标准的试题，寄往北京。在中科大研究生院院长严济慈、副院长吴塘的协助下，第一次Pre-CUSPEA试点考试顺利举行。

正是有了这次成功的实践，李政道才得以说服中科院和教育部的领导和同仁，获得他们的支持。在当时主持科教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及国家教委和中国科学院的大力支持下，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CUSPEA）得以顺利实施，众多国内高校纷纷加入进来。而许多美国高校也在李政道的号召下，参与了CUSPEA。

自1979年的试点考试起，至1988-89年度最后一期，通过CUSPEA派出的留学生总计915人。他们代表了中国知识青年的精华，并接受了第一流的研究生教育。在未来，这些CUSPEA学者的贡献，无疑将对中国科学事业与国际物理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而李政道也深感“CUSPEA有意义、有价值”，甚至比他发现宇称不守恒还有意义。

1978年春，李政道赴华盛顿参加美国物理学会年会，顺道拜访了中国驻美大使柴泽民。为帮助中国高能物理科学家获得美国各大高能实验室的具体帮助，李政道建议由自己召集一次会议，邀请有关实验室的负责人来共同商议开展合作；并邀请美国能源部的人员参会了解情况以期征得美政府的同意。中美高能物理领域的合作由此来开帷幕。

从1979年1月经李政道联系、安排的中国高能物理考察团赴美考察，到中美两国正式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美利坚合众国能源部在高能物理领域进行合作的执行协议》。至此，中国发展高能物理、建造高能加速器与美方的合作之路得以确立。

“中美两国在高能物理领域的合作是一项非常成功的合作，25年的历史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中美两国在这25年中，进行了科技交流，建立了两国科技界良好的合作关系。使合作成功的一个最基本原因，很可能是科学，尤其是基础科学本身确实是属于全人类的。” ——李政道

1981年2月21日，李政道致信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首次向国内领导人提及了“博士后”（post-doctoral）的概念。1983年3月，李政道对在中国设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提出初步建议。

1984年5月21日，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李政道夫妇，听取他关于实施博士后制度的方案和建议。李政道提出可否在科研条件较好、学术氛围较浓厚的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首先建立十几个博士后流动站作试点，邓小平当即表示赞成。

1984年5月，李政道再次致信中央领导同志及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教育部负责同志，提出了对“博士后”青年科技人员安排的建议，其中涉及到解决户籍、工资、编制、住房等一系列实际问题。

1985年7月，中国国务院正式批准了原国家科委、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关于试办博士后流动站的报告》，中国博士后制度在李政道的推动和中央领导的关心与大力支持下正式建立。

1981年，89位学部委员致函领导，建议借鉴科学发达国家的成功实践，设立面向全国基础研究的自然科学基金，充分发挥科学家在配置基础研究资源方面的作用。

学部委员们的提议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首肯，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基金从1982年起开始实施。为促成全国自然科学基金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李政道收集了众多有关发达国家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机构的资料，供科学院的领导者们参考研究，并在两次写给邓小平的信中，提及关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建设设想。

实施近三十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经费已大幅增长，其赞助项目覆盖的领域也日趋拓宽，取得了大量卓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培养和稳定了一支从事前沿研究的科学家队伍，对中国基础科学研究整体水平的进步影响深远。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是世界八大高能加速器中心之一，也是中国第一台高能加速器，是高能物理研究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由长202米的直线加速器、输运线、周长240米的圆形加速器（也称储存环）、高6米重500吨的北京谱仪和围绕储存环的同步辐射实验装置等几部分组成，外型像一只硕大的羽毛球拍。其特别重要的实验成果，是在1992年精确测定了τ粒子质量。τ轻子质量mτ精确测量是验证标准模型理论中轻子普适性的一个重要实验，这被国际物理学界视为当年粒子物理的最重要成果。

中国高能物理研究的发展，或者准确地说，高能加速器的建设，经历了一番曲折的路程。从1975年的“七五三工程”计划到1977年的“八七工程”计划，最初中国政府计划建造的是质子同步加速器。1977年12月，获知“八七工程”消息的李政道、袁家骝、吴健雄致信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张文裕，三人表示倾向于在中国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

之后得知“八七工程”下马，李政道意识到若此时不能适时调整方案，中国高能物理的发展又将错过时机。于是他立即致电中国高能所派人赴美讨论调整方案。1981年3月，朱洪元、谢家麟两位教授来到费米实验室，李政道则邀请了美国的高能物理专家（潘诺夫斯基）组织了一个讨论会。与会大多数学者建议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与中方带来的方案相左，朱、谢二人表示将把这一意见带回国讨论。

1981年5月，中科院和国家科委在香山饭店召开了“高能物理玉泉路研究基地调整方案论证会”，又称“香山会议”。国内专家经过反复论证，接受了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议。1981年10月15日，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在费米实验室召开非正式会，中方正式通报了中国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动议。

1981年年底，李政道向邓小平报告了对撞机建设情况，并建议将建设与预制研究适当重叠，加快建设进度。邓小平表示不应“犹豫不决”，应在五年或稍短的时间里建成。1983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了中国科学院的汇报，讨论了李政道就中国高能加速器建设给中央领导人的信，决定将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方案列入国家重点工程项目，要求在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建成。自此，代号“8312”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正式启动。

1988年10月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成并成功实现正负电子对撞。10月20日的《人民日报》称这一成就“是我国继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人造卫星上天之后，在高科技领域又一重大突破性成就”，“它的建成和对撞成功，为我国粒子物理和同步辐射应用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揭开了我国高能物理研究的新篇章”。

1986年夏，李政道在瑞士欧洲核子中心访问时巧遇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周光召。交谈中两人深感当时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周光召提出一个设想，是否可以借助“世界实验室”的一臂之力，在中国组建一个学术机构，来促进中国科学界与世界科学界的交流，加速信息的获取，促进基础科学研究的恢复及快速发展。

经慎重讨论，李政道与周光召达成共识，李政道建议在国内成立一个民间学术机构，由中国科学院与世界实验室合作建立。李政道初步设想将其命名为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China Center of Advanc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简称CCAST）。中心于1986年10月17日成立，位于中国科学院基础园区内。

在筹建CCAST的同时，李政道也考虑在大学中建立类似的学术机构，以推动前沿科学研究、开展学术交流、倡导科学精神，创造良好的条件和氛围，促进在交叉学科、文理交融上有素养的年轻学者成长。之后，北京现代物理研究中心于1986年10月14日在北京大学宣告成立。1991年6月6日，浙江近代物理中心于浙江大学落成。

李政道倡导建立的这一系列基础科学研究基地，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科学界的交流，信息获取更迅捷，也令当时世界科学界的一些前沿学科得以迅速在国内展开，大大推进了国内基础科学研究的恢复和快速发展。

“䇹政基金”全称“秦惠䇹与李政道中国大学生见习进修基金”（Hui-Chun Chin and Tsung-Dao Lee Chinese Undergraduate Research Endowment，CURE），是李政道先生及其亲属为了纪念李先生已故夫人秦惠䇹女士，于1998年捐赠私人储蓄建立的，此基金由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委员会代为管理。䇹政基金现支持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苏州大学、兰州大学与台湾清华大学六所高校的优秀本科学生进行基础领域的科学研究工作，入选的学生则被命名为“䇹政学者”。

在䇹政导师指导下，入选学生利用暑假和课余时间了解和获得学术研究工作的训练和经验，使他们有机会与活跃在第一线的高水平科学家接触，扩展他们的视野。各校在本着择优选拔、鼓励跨学科选择的同时，还把握一个重要的原则，即保证女生的比例占到一半。参加校际交流的同学在见习进修的同时，也有机会深入当地考察风土人情，增长社会见识。由于台湾清华大学的加入，“䇹政基金”促成海峡两岸间的互访，增进了两岸大学生的互相了解。

为了更加扎实地推进䇹政基金管理委员会各项工作，李政道先生于2015年9月将“䇹政基金”管理委员会工作正式移交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图书馆。管委会管理基金运作、加强各校联谊、管理项目成果、建设维护网站，为䇹政基金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服务和支撑，为培养䇹政学者、促进两岸学术文化交流添砖加瓦。管委会于每年11月前后召开“䇹政年会”，由各䇹政高校轮流办会，为两岸学者交流、各校沟通合作搭建平台，将䇹政影响力不断彰显并逐步扩大。

为了更好地开展科学与艺术结合的实践探索，李政道先生于2013年捐资建立“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科学与艺术讲座基金”，以科学题材为主题，举办科学专题研讨会及全国性的艺术作品大奖赛，推动科学与艺术融合及创新，培养科艺双修的创新型人才，同时带给公众美妙的科学遐想和艺术享受。

自2014年至2023年，李政道图书馆已成功举办十届科艺讲座基金系列活动，主题分别为“同步辐射（2014）”“引力与广义相对论（2015）”“宇称不守恒与中微子物理（2016）”“量子与拓扑（2017）”“时间反演（2018）”“光的粒子性（2019）”“自旋（2020）”“液晶（2021）”“超材料（2022）”“复杂与简单（2023）”，荟萃了一批才思喷薄、锐意创新的科艺作品。这些佳作从各自视角展现其对科学与艺术主题的演绎，对理论的反思及对艺术创作的探索，是理性与感性的撞击与升华。

自2011年起，李政道陆续将各类文献手稿、诺贝尔奖章、科艺作品及上海的房产无偿捐赠给上海交通大学。张杰校长专程赴哥伦比亚大学，征得李政道同意，使用李政道之名命名一座新的图书馆。同年，教育部同意立项建设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图书馆。2014年12月28日，李政道图书馆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正式落成。

由李政道先生建议，经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在国家部委和上海市的大力支持下，李政道研究所于2016年11月在上海交通大学成立，旨在建设成为世界顶级科学研究机构。

遵照李先生的建言，李所聚焦最基本的科学问题，从事物理和天文方面最前沿的科学研究，拓展科学知识的边界，寻找宇宙中极大和极小间的关联，探索自然界最基本和最深刻的相互作用规律。

李所利用天然的极端环境、人工创造的极端条件、使用极端探测手段，探索和调控极端新奇物态，采用建制化科研组织形式，形成天文与天体物理、粒子与核物理、凝聚态物理三大研究方向，汇聚近百位科学家，秉持“天问”精神，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学术声誉不断提升，为未来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力争创造“桃李荫翳家安其所”的文化氛围，成为“近者悦而尽才、远者望风而慕”的人才圣地！

2021年，李政道同意在上海交通大学设立李政道物理班。李政道物理班的创立旨在探索解决我国基础学科优秀人才培养的根本问题，为国家培养具备原始创新能力的卓越人才和基础学科领军人才，他希望同学们牢记李政道先生嘱托—“志存高远，勇攀高峰”，立下攀登科学高峰的凌云之志，为国家和人类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